根据数据显示，我国互联网网民规模已达到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75.6%。网络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网络谣言、网络爆破、随意发布子虚乌有的信息博眼球、追流量等情形层出不穷，严重的导致受害人抑郁、自残、自杀，正常的社会秩序被破坏，对此两高解释以寻衅滋事罪予以规制。在此背景下，本文对网络型寻衅滋事罪的概念、类型予以明晰，结合司法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总结提出问题，结合刑法相关理论及司法解释规定的两种网络寻衅滋事类型，进行完善，对该罪的刑事责任及处罚方式进行优化，以达到罚当其罪的目的。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论述，分别为：
第一部分是对网络型寻衅滋事罪进行整体概述。通过对网络型寻衅滋事罪全面把握，阐述寻衅滋事罪的起源、发展、最后引入到网络空间。提出寻衅滋事可以有条件的发生在网络空间的原因。明确网络型寻衅滋事罪的类型及特征，以及对个人、社会、国家均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予以完善确有必要。
第二部分是对网络型寻衅滋事罪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分析该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有利于后文结合刑法相关理论及司法解释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本章以行为人、法院裁判为对象进行分类，通过梳理发现实践中存在信息传播载体多样，信息类型多，主观动机复杂，两种不同的犯罪类型适用混乱，“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标准不一，同案不同刑等问题，亟需予以完善。
第三部分是对网络型寻衅滋事罪的行为类型之一网络辱骂、恐吓型进行分析完善。对该类型进行完善有利于进一步明确罪刑。提出该类型的行为方式，“辱骂、恐吓”的对象不包括虚假信息，应当结合特定的环境、社会一般理性人综合判断。行为对象限于自然人，不限于特定的人。对“情节恶劣”的认定提出意见，以及可以借助侵害影响烈士名誉、荣誉罪辅助认定情节恶劣的标准。加之刑法其他罪名的规定，指出可以将“多次”解释为“两年内三次或三次以上”。
第四部分是对网络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进行考察。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结合理论与实践，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防止因法律规定的模糊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明确虚假信息的范围，提出在作出判决时应当对虚假信息予以证实并载明。阐述起哄闹事的行为主体及方式，结合实践中有单位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提出增设单位犯罪。从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网络上公众心理变化的反馈以及对现实秩序的影响作为认定“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标准。否定“恶意”“流氓动机”作为主观构成要件。
第五部分是对网络型寻衅滋事罪的处罚方式及适用提出建议。对刑罚以及非刑罚方式提出建议，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结合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提出降低主刑，为了减少以牟利为目的的犯罪，明确罚金刑的适用以及职业禁止的规定。因网络型寻衅滋事罪的再犯可能性极小，为了减少交叉感染以及降低执行成本的需要，提出应当积极适用缓刑、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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