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全新的交往模式开始形成，新的交往媒介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系统，而且重塑了人类社会互动的新空间，带来人际交往的新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产品作为一种新型交往工具，正以其独特的价值影响和塑造着人类的交往活动，在满足人类交往需求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交往的异化。我们要关注人工智能时代下的交往异化现象，更重要的是积极采取措施予以消解，从而实现人类交往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的交往异化理论建立在主体性的视域之下，以“物”的形式来表征社会现实，探讨了货币、劳动、私有制，以及资本等对象物反客为主而造成的交往异化事实。萨特的交往异化理论是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过渡的关键环节，从存在主义的原则出发，探讨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异化。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理论是主体间性的构建阶段，立足于“生活世界”，探讨了“工具理性”造成的交往异化现象。本文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异化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交往异化理论为基础，全面地审视和分析人工智能时代下交往异化的基本内涵、具体表现和后果。在此基础上，尝试以马克思主义交往异化思想为基础，结合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社会现实，从人类主体、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及社会的交往氛围三个方面，阐释消解人工智能时代下交往异化的具体措施，从而构建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和谐人际关系。
人工智能时代下“物的依赖”和“工具理性”依然存在，马克思主义交往异化理论为科学地审视人工智能时代下的交往异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探讨人工智能时代下交往异化的具体措施也有着现实的意义和价值，从理论层面来讲，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交往异化理论，为现代社会的诸多异化提供理论依据；从实践层面来讲，有利于构建健康和谐的人工智能环境，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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