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蕴含着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这种优越性贯穿于党的百年奋斗史，体现在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156项工程”是20世纪50年代举国体制的最具代表的产物，集全国之力，投资巨大。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当今的新型举国体制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协同政府和市场，汇集、整合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和社会资源，建立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共同应对关键性科技挑战的组织方式。故定量分析“156项工程”投资对投资地区整体工业化水平的长期影响能够直观揭示举国体制助推工业发展的力度和持久度，对新型举国体制的完善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将1951-2020年17个被投资省份作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在经典理论的基础上理清了技术外溢路径与后发优势理论的相关概念；其次，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和宏观资本存量核算的理论基础引入四个“渠道变量”，据此阐释了“156项工程”投资影响投资地区的工业化水平的路径及作用效应；接着，通过构建长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别从基础回归、对“渠道变量”的影响、时间“纵向”和地区“横向”四个维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156项工程”投资对投资地区整体工业产出存在长期的正向影响；（2）项目的投资在长期会通过推动投资地区整体的TFP、资本存量和固定资产投资来间接影响工业产出；（3）项目的投资对投资地区整体工业产出的影响存在逐渐降低的趋势。从四个“渠道变量”来看，投资绝对额对整体TFP的影响存在最佳阈值；对就业人数增量的影响在短期内显著为正，长期来看有一定的负向作用；对资本存量的影响呈波动状态，但整体为下降趋势；对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影响显著为正，呈下降趋势；（4）项目在中部地区的侧重投资与其自身地理位置、资源和工农业基础的优势下发挥出四个经济地区中的最大后发优势。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弥补了“156项工程”长期影响的量化评估在时间“纵向”和地区“横向”两个维度上的空白；二是探讨了“156项工程”长期影响的理论机制，确定了四个“渠道变量”并阐释其中的影响效应，分别分析了项目投资对四个“渠道变量”的长期影响；三是基于实证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丰富了举国体制下“156项工程”项目投资与工业化的相关研究，进而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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